《船山全书（套装1-16册）》皇皇16大册，1000余万字。前15册为船山著述，其中第1至8册属经部类，涉及易、书、诗、礼记、春秋、四书六个领域，包括《周易内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稗疏》《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等18种著作。第9册收《说文广义》，为小学类。第10、11两册为史部类，包括《读通鉴论》《宋论》等6种著作。第12、13两册为训释诸子佛道杂著类著作，包括《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相宗络索》等14种。第14册为楚辞诗评类，包括《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4种。第15册为船山诗文集数十种。第16册为相关资料汇编，收入历代船山传记、年谱以及船山著述历代出版情况与重要研究文献之节录并附《船山全书编辑纪事》。

【编校状况】

《船山全书》自一九八二年由岳麓书社开始筹备，到一九九六年十六册全部出齐，其间经历之曲折艰难，第十六册所载《船山全书编辑纪事》已备述其详。全书出版以后，学界反映热烈，评价很高；全书的编校质量也为学界所关注。这些对于编者无疑都是有益的鞭策和鼓励。

为了求得一个更为完备的、缺失尽量少的船山著作版本，二○○五年岳麓书社社即委托杨坚先生着手《船山全书》的修订工作。考虑到先生年迈，社领导又经先生提议，敦请夏剑钦先生协助审读其第九至十三册。几年间，杨、夏二先生精益求精，不仅将全书对照底本逐字逐句重新审校，而且将收集到的学界各种批评意见，连同原书已列“勘误表”的差错一并改正。至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杨先生因病辞世，全书十六册的审读工作已经完成，而按照审读修订意见进行校改以及进一步规范体例等未竟的工作，则由本社《湖湘文库》项目部承担。

归纳起来，这次修订大致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辑佚。“全书”出版以后，陆续发现了几篇失收的船山遗文，计有千乘堂《倪氏四修族谱》收录的《麦园记》、滋德堂《均陂刘氏三修宗谱》收录的《崑映府君墓誌铭》和《龙太君墓誌铭》。此外，第十册《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唐玄宗第六论《放姜皎归田》，初版（包括通行各本）仅存残文一百一十六字，脱文三百七十八字，此次亦据旧抄本补为完篇。这个完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已发现，但“全书”第十册已经出版，只得暂置于第十五册“拾遗”卷。这次修订，插入相应位置，从而使本版《读通鉴论》成为目前通行之最完整版本。又《薑斋文集》卷二已有《文学刘君崑映墓誌铭》，本次“拾遗”卷再辑入文字多有不同的《崑映府君墓誌铭》，以存资料。

二、个别更换底本。原第十二册所含八种中的《识小录》，原以金陵刻本为底本，此次修订改用新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抄本，而以金陵本参校；《搔首问》原以船山学社石印本为底本，此次修订亦改用衡阳刘氏抄本。清初刘氏抄本明显优于后来的刻本，因而这两个底本的更换，能使这两种著作的文字更接近船山原著。

三、正讹补漏。通过重新核对底本发现初版文字上的讹误与缺漏，然后进行正补，是这次修订工作的主要任务。现在看来，初版各书存在的讹缺多寡不一，多者如第九册《说文广义》因原稿抄写错漏与排版致误而失校者，如“女几山”作“女兒山”、“如推排状”作“如推排然”之类达十数处，而“从”排作“從”则百余处。至于“？”当作“杞”、“歷”当作“曆”之类形近而误字以及繁简转换失察例等，这次都经杨先生审读或确认而得以改正。原稿抄漏，则以《宋论》原据船山手稿抄漏“光宗亦是人也，而心亦动”十字为著，其他间或有个别字抄漏现象，这次修订均获补正。

四、编辑体例的进一步规范。一是某些特殊字形的标准化，如猺、獞等，都尽量规范为瑶、僮。二是大量校注文字，杨先生此次作了悉心修订，从而表述更为精准。

《船山全书（套装1-16册）》这次修订再版，采用先进的电脑扫描影印技术，不必重新排字，杜绝了新错的产生；改旧错也比过去铅印挖改纸型更方便。但新技术仍有其局限，扫描出来的书版只能视为一张张图片，相同的错讹需要逐个寻找，不能全书统一替换。又如第一至十三册单、双引号的使用，依然是初版的传统方式未动，难以按有关新规则调整过来（第十四至十六册后出，初版已作过调整）。有几册增补了内容，造成推版，导致页码变更，均只能用手工逐页修改，工作之繁杂，非一言能尽。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能推卸今次再版可能存在的任何差错责任，恳请新版读者不吝赐教，容待下次再版时更臻完善。

末了，值此新梓之际，岳麓书社尤需谨记已故出版家杨坚先生之艰辛付出以及自《船山全书》一九八二年启动之初而至今日之已离退休或已升任、调任之历届社领导在新旧版过程中之擘画、组织之功。

《人生的智慧》首先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教您智慧、生活的书籍。其次，叔本华并不是教你如何发展、发达、发奋，而是告诉你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从而得出人生的幸福来自何处。明白了这两点，您就会生出人生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把人生能够得到的好处分为三类：外在之物，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而叔本华也沿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认为决定凡人命运的根本差别在于三项内容，它们是：第一，人的自身，也就是最广泛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东西，它包括你的健康，你的力量，你的外貌，你的气质，你的道德品格，你的精神智力，以及你潜在的能力。第二，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比如说财产了，还有其他你的身外之物。第三，是你向其他人所展示的样子，也就是人们对你的看法。那么，别人的看法又可以分为主要是名誉啦，地位啦，还有一个名声等等。

叔本华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这三种决定了人们幸福与否的要素，那就是人的自身，人的财产，还有人所展现的表象。毫不夸张的说，叔本华的论述那真是妙语连珠，犹如一道道智慧的闪电，不断掠过。比如，他指出一个人自身拥有的越丰富，那么，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也就越不重要。一个有着优越精神思想禀赋的人，会使死气沉沉的环境变得活泼而富有生气。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米兰·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描写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但它不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性爱故事，它是一部哲理小说，小说从“永恒轮回”的讨论开始，把读者带入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比如轻与重、灵与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一部意象繁复的书，其中装载了多种涵义：被政治化了的社会内涵的揭示、人性考察、个人命运在特定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呈现，以及对两性关系本质上的探索等。昆德拉将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写成一部非同凡响的小说——其中既有隐喻式的哲学思考，也有人的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的展现。

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种不同的人

但今日，世界舞台为什么只剩下了我们自己？

从只能啃食虎狼吃剩的残骨的猿人，到跃居食物链顶端的智人，

从雪维洞穴壁上的原始人手印，到阿姆斯壮踩上月球的脚印，

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生物科技革命，

我们如何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万物之灵的？

从公元前1776年的《汉摩拉比法典》，到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

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

从兽欲，到物欲，从兽性、人性，到神性，

我们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更快乐吗？

我们究竟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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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由书改变而成的人类简史课程风靡全球，成为希伯来大学最受欢迎课程 Coursera最受欢迎课程 ，mooc最受欢迎课程。学界和大众都一致认可，戴蒙德推荐。

2、一大开创性：打通文字发明前后历史的界限。

文字发明之前的年代，是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的专长；文字发明之后的年代，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专长；

许多著名史家的作品，欠缺遗传学或生态学的视野，如何让这两大段历史之间没有断层，能够有一以贯之的宏观解读？

本书不同于《枪炮、病菌与钢铁》从生物与环境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同于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以文明为单位绘制的人类文明交织的世界。 他笔下的历史，在科学中有深沉的人文关怀。

3、填补传统人类史的三大鸿沟：

历史观与哲学观之间的鸿沟（提供有史实根据的深刻哲学思考）；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鸿沟（作者多从生态来思考，而不是只讲人类的利益）；集体和个人之间的鸿沟（检视历史事件如何影响到当时一般人的生活）。

4、四大部分描述人类大历史：

7万年前的大脑认知革命（有能力谈八卦，想象不存在的事物，让陌生人开始合作、建立组织）

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让我们渴求更多、生产更多，分工分职愈趋细腻）、

500年前的科学革命（带来快速进步，让我们拥有上帝的力量，也带来毁灭）

全球大一统、人类大融合的关键因素——金钱、帝国、宗教

5、一部个人幸福探索之书。

用通俗的语言和新鲜的视角，将个体的幸福放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审视，不再错过历史中最关键、最有意思的部分。涵盖了生物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艺术，文学，伦理学等众多领域。涉及幸福，生命的意义等众多话题，有人说这是一部个人幸福探索之书。

6、一部“瘦身版”人类简史。

如果说给我一本书，不到五百页，没有一堆令人晕头转向的年份、人名、地名、称号，就能涵盖了人类如何崛起、影响现代生活甚巨的资本主义、一神教、自由人文主义、基因工程如何兴盛的人类历史重大脉络……这是仅有的一部！

7、一部引发多国版权大战的神秘大书。

获得波兰斯基人文学科创造力与独创性奖。 100周蝉联以色列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在英国，9家出版商疯狂竞价。 23个国家竞相购买版权。台湾上市一周，金石堂、诚品历史类畅销书榜第一 ，诚品总榜第八，西班牙上市两周总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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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的一部重磅作品。从十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交织的人类发展史。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种，为何今天却只剩下了我们自己？我们曾经只是非洲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球上生态的影响力和萤火虫、猩猩或者水母相差无几。为何我们能登上生物链的顶端，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

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更加快乐吗？我们知道金钱和宗教从何而来，为何产生吗？人类创建的帝国为何一个个衰亡又兴起？为什么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有男尊女卑的观念？为何一神教成为最为广泛接受的宗教？科学和资本主义如何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条？理清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脉络，挖掘人类文化、宗教、法律、国家、信贷等产生的根源。这是一部宏大的人类简史，更见微知著、以小写大，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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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评论】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为什么能够在国际畅销书榜上爆冲？原因很简单，它处理的是历史的大问题、现代世界的大问题，而且，它的写作风格是刻骨铭心的生动。你会爱上它！

——普利策奖得主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德

这是此类大历史中最好的一本：规模宏大但绝非泛泛而谈；具有时代性又不花哨，观念惊世骇俗但绝不是个简单的反对者。每个人都能在书里找到一部分和另外的人开始讨论，但是弄清楚是哪部分、为什么，对我们都有好处。

——牛津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斯蒂文·刚尼

我拿起这本《人类简史》立刻“着道”了——拿起了就放不下，几乎一口气读完。吸引力主要来自作者才思的旷达敏捷，还有译者文笔的生动晓畅，而书中屡屡提及中国的相关史实，也能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好像自己也被融入其中，读来欲罢不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毅

《人类简史》的目的不是传授人类考古学的所有研究成果，而是提供一种看历史的视角，一种全局的观点。当你不再执着于科学、政治或宗教等某一个领域的发展过程，而是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演变，观察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你会感到你脑海中零碎的历史知识忽然像拼图一样各就各位，构成一幅宏大的图景，这样的视角非常新鲜。

——果壳网 姬十三

读完这本书，有一种跟着人类一同走过十万年的感觉！

——读者

这本书如果要用“宏伟史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其中包含了很多学科的内容，例如考古学、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宗教、社会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等等。书里里面的大部分观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介绍，其中很多都是经无数人严格验证过的，讲师很多时候仅仅是通过自己的表达希望尽量客观地介绍一些内容，至于每个人怎么理解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了。

——读者

超级好的课程，付费都坚持下来了，观点独特，从来没想到能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人类自己。

——读者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也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本书是关于柏拉图中期理念论和美学思想的一篇重要对话。对话所描写的是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交谈。参加者有修辞学家斐德罗、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对话主要由七篇对爱神的颂辞组成，这七篇颂辞层层深入，讨论的主题从对爱神的赞美转向对爱的本质的追问，又提升到爱神帮助之下灵魂对知识的求索，最终引至美的理念引导之下灵魂向纯粹理念世界的不断攀升。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被誉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入门图书，本书由1947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英文讲稿整理而成，1948年由美国出版公司麦克米兰出版。在西方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全书以二十多万字的篇幅文字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在有限的篇幅里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是冯友兰先生哲学思想与哲学研究的集中体现，也是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极佳的入门书书籍。

《爱的艺术》是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最著名的作品，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32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不衰，被誉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最著名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要求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在这里，爱不仅仅是狭隘的男女爱情，也并非通过磨练增进技巧即可获得。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要发展爱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格，并朝着有益的目标迈进。

此版特别收录弗洛姆学术助手纪念文章《弗洛姆生命中的爱》。

《卡尔维诺经典：不存在的骑士》是卡尔维诺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不存在的骑士》《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模范军人阿季卢尔福，存在于一具空空的盔甲之中，却是完美骑士的化身，唯有他使铠甲具有意义。当他名扬天下的业绩被挑战、被质疑、将被抹杀的时候，他的存在还能成立吗？

否定性的社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溢着积极性的社会。

从这一范式转移出发，韩炳哲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病理形态，其中包括忧郁症、注意力缺乏症、过劳症等精神疾病。它们不是传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导致，而是源于过量的肯定性。

因此，一切免疫学式预防和抵抗措施都失效了。韩的论述最终以一个社会远景结束，他有意赋予其一个含有歧义的名称“倦怠社会”。其中，生命变成了生存，生存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健康带来了疾病和僵死。

失去了死亡的否定性，生命自身僵化成为死亡。

一部为当下全球化时代做出诊断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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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本书讲什么？

我们的竞争性的、效绩主导的社会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较之于提高生命质量，多任务处理、用户界面友好的技术正在制造混乱，从抑郁症，到注意力分散，到人格分裂，社会中蔓延着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韩炳哲诉诸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发掘一种可能，在令人疲惫不堪的信息时代里开辟自我的一隅风景。

2．作者的观点是什么？

（1）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这都指向一种过度的肯定性，即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

（2）功绩社会中的人，虽然摆脱了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却又陷入了新的精神规训社会，比起他人的剥削，自我剥削更加严重地导致了自我崩溃。

（3）“积极生活”的态度导致焦虑和歇斯底里，人们不仅没能实现自由，反而丧失了沉思的幸福。

（4）作者主张从面对世界的倦怠回归面向自我的倦怠，在孤独和精神寻求中，为自我重建一个闲适空间。在其中人们相互关注，组成亲密的友邻社会。

（5）作者呼吁重建节日和假日的神圣意义，在其中人们能够感受自我的超越性存在和闲暇，而不只是物质性存在和消费的层面。只有逃离百货商店式的世界，重建节日庆典般的场所，生命才能获得应有的意义。

3．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1）在人人备感生存艰难和生活压力的世界里，努力做得更好是不是唯一的目标和出路？面对越来越多的心理压力和疾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能否与幸福划上等号？韩炳哲提示我们，短视的和功利的思维方式，必须让位于全局性的和通向未来的智慧。

（2）思想面对当代社会现状，将会说些什么？思想者应该怎样思想，写作？韩炳哲作品的主题和风格，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样本。

4．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

（1）韩炳哲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西班牙《国家报》）。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社会情况和人类心灵，被誉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杨小刚）“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思郁）。

（2）兼具韩国人的浪漫气质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具有“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夏可君）。

（3）哲学小品式的文字风格，长于思辨，而又胜在言传。韩炳哲的作品简洁、明快，“充满灵性，锋芒毕现”（贾克防）。诸位中译者的认真细致和精敏才思也为中文版增色颇多。

（4）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为其《爱欲之死》作序。韩炳哲在欧美已产生较大影响，作品被译成近20种文字，包括巴迪欧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韩炳哲做出了回应和评赞。

阅读韩炳哲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法国哲学家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韩炳哲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5．中文版作品及其评价。

（1）韩炳哲作品系列图书共9种，包括了作者主要和有代表性的作品，计划于2019年7月份出齐。

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

《精神政治学》（已出）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已出）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已出）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6月即出）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疲怠社会》（6月即出）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6月即出）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8月即出）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8月即出）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8月即出）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2）在国内学界迅速觅得知音。来自哲学界、艺术界、文学界、传播学界、IT界的诸位大咖分别对韩炳哲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最敏锐、最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资深翻译家，深圳大学

韩炳哲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时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从而被重新编程，然而对于后果如何却陷入了盲目和麻木。在群里，每个人都是个人，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他自己。

——张志伟，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韩炳哲以其哲学的睿智与分析的犀利，迫使我们去反思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生存情调与伦理处境。……在他的思考中透露出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夏可君，哲学家与策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韩炳哲，这位德国哲学训练、韩国文化浸润的思想性学者，激活了我们早已麻木的爱欲能力。

——林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大数据的应用，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精准……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空间与自由需要重新被思考，重新被定义。

——郑悦，《IT经理世界》杂志

对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阶级社会的分析，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答案就在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哲学家对主体的超越性之中。

——毛竹，《世界哲学》杂志

韩炳哲的哲思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以其一贯的犀利，带给我凝视深渊的勇气。

——贾克防，西北师大哲学系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精确、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面宰制。……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