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一个和平“爆发”的年代？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

文明的冲突是一个过时的预言？

……

面对林林总总的政治问题，作者带领我们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在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两个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下，建立起观察的参照系，将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比较的视野，去分析我们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进程，讨论不同国家的政治转型与国家能力，以及文化和经济对政治变迁的影响。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当我们将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能从此时此地抽离，获得一种俯瞰的视角，进而再聚焦定位现实，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名人推荐」

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

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刘瑜

以比较的视野辨析相似与差异，从妙趣横生的事例引向缜密的逻辑推论，澄清认知的盲点和误区，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抵达高深的学理分析，最终揭示政治世界的种种奥秘。刘瑜的写作天赋与学术训练功力都已为人所知，在这本书中，二者达到了几近完美的融合，为我们呈现出真正深入浅出的典范。

——刘擎

什么叫“可能性的艺术”？在这个年代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整套影响我们生活、塑造我们日常社会行为的政治制度，还有什么可能吗？

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制度的出现、形成、演变的空间何在？很多时候要透过比较才看得到，而由刘瑜老师来讲述，则是再精彩不过了。

——梁文道

「编辑推荐」

★ 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继《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出版近10年后，政治学者刘瑜新作出版。在保留其理性而灵动的语言风格、清晰而缜密的逻辑叙述的基础上，这一次，她带我们跳出一时一地的政治，从高处看国际格局，形成广阔的俯瞰视野。

★ 全方位、多角度的政治比较视野。围绕比较政治学两个核心维度——政治转型和国家能力，将不同国家、地区、古今纳入其中，带来全方位的比较。同时，书中不仅有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的分析，也有对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墨西哥、泰国、智利、伊拉克等的介绍；在分析经济发展、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时，也会剖析失败案例，以此突破认识的偏见，将当下问题纳入历史长河，以历史为尺度，形成看问题的比例感，跳出现象，对问题做出公正的判断。

★ 政治在社会中，从政治之外看政治。“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政治在文化中”。本书通过分析南非的转型、智利经济政策的选择、美国的社会运动以及韩国的观念变迁等，带我们认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途径，理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制衡关系、政治选择与政治行动的可能。

★ 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化为通俗的讲述。本书基于作者在看理想平台的音频节目而成，保留了作者通俗的讲述风格，同时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优秀的写作能力以及对现实的敏锐分析，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以易懂的方式讲给我们听。

★ 对多变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思考，形成社会洞察力。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政治的多变与不确定性让我们对它的思考很难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将“此时时刻”和无数的“他时他刻”联系起来，以此形成明晰的社会洞察力。

★ 于差异中寻找规律，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政治是复杂的，但不是随机的。本书通过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将每个国家编织在同一网络下，以此理解他国，也照见自身，于差异中寻找规律，进而定位现实，理解我们自身。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本书是黄仁宇名作《万历十五年》的最新中文版本，统一校订全书文字，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数篇文章，精选黑白和彩色历史图片以及黄仁宇相片、手迹等40多幅，图文相得益彰，采用布面精装形式，是截至目前内容最完善、最丰富的版本。随经典版特别附赠《经典的历程》，揭秘本书中文版传奇故事。

《孽子》是白先勇描绘同性恋者世界的一部长篇小说。

书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被遗弃在街头、被逐出家门、屡次从家中逃跑或是未被了解，他们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隐秘处，沉湎于为钱而做的爱，屈服于为他们短暂命运设置信标的长者。而最终，他们毕竟还是要在彼此宿命的运数中那种粗暴的、剧烈的温柔里相互取暖。听到一则这隐秘王国的传说，他们都会目瞪口呆；这些孩子虽堕落和违反常情，但却又感情丰富且乐于牺牲；前辈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往往会起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作用。这些失落而颈上未戴项圈的孩子，他们因一些从他们的失势中硬拉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而存活着。书中的“郭老”，一位性爱市场的享乐者，就在每一位“新人”来到时为他留住影像，他的“青春鸟集”是一本永恒的相簿，留存了在危险之中却又被神化的青春少年。

——尹玲《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白先勇小说在欧洲》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米兰·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描写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但它不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性爱故事，它是一部哲理小说，小说从“永恒轮回”的讨论开始，把读者带入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比如轻与重、灵与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一部意象繁复的书，其中装载了多种涵义：被政治化了的社会内涵的揭示、人性考察、个人命运在特定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呈现，以及对两性关系本质上的探索等。昆德拉将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写成一部非同凡响的小说——其中既有隐喻式的哲学思考，也有人的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的展现。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全景式杰作。作者李强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潜心研究社会分层数十年。同时这本书又通俗易懂，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是大众读者，也应该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阶层以及个人未来命运。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者还是大众读者，都可以 从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学经 典之作中获得必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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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社会分层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客观存在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的历史形成、现实状况、未来走向做了全方位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在过去是一个倒“丁字型”结构，但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现现在已经形成了“土字型”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有赖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而社会学研究已经证明，在现代社会中，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平稳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规模庞大、构成多元的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基础。本书还对中国贫富差距等问题也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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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荐】

这是一本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研究的社会分层集大成之作，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社会分层研究的成熟，也是一本教科书式的社会分层研究典范。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这部著作是李强教授在社会分层领域长期耕耘、潜心研究的集大成者，寓理论洞见于丰富经验材料之中，反映了作者对 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深度开掘，生动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演变历程，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前沿研究问题。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是李强教授多年研究社会分层的扛鼎之作。该书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具体的调研数据，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欲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不能不读《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俞可平，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李强是中国最资深的社会学家之一，几十年聚焦在社会分层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之上。他的一系列著作在海外学界极有影响。这本《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出版，将显著推动华人学者的相关研究和教学。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博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多变且合作竞争并存，其另一个特征便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消长。中国经济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开新局、树新机？中华民族如何在美国霸权的战略封锁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李晓教授作为中国世界经济学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在这部著作中对当下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了全面论述，对美国霸权、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金融权力、美国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不同有清晰的论断，从新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经济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探究了一条在兼顾“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突出未来中国应强调“以改革促开放”的可持续性崛起之路。

本书从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的角度展示了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图谱，书中关于“债务人逻辑”“全球化分裂”“全球货币超发”“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创新与大国兴衰”等内容与观点，值得各行业领军者、政府官员、外交人员等品味与深读。

人类基本自由之一便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20年间，菲雷迪教授关于“恐惧”的预言不断被验证。如今，雨林焚毁带来的末日言论，疫苗接种安全事件后的社会阴影，“经济严冬”下的人心惶惶，极端势力不断扩大的威胁……

在这越来越疯狂的世界，菲雷迪教授再次探讨“恐惧”：去伪存真，我们还有光明之路可选。

译为11种文字全球畅销，国际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看透深陷混乱和恐惧的当代，引领我们走向更多安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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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还没有一本书能如此体贴地引领我们看透这能让世界瞬息万变的新生力量

★ BBC、CBS、卫报、尖刺、华尔街日报、每日邮报、金融时报、哈佛商业评论、纽约时报联合推荐

★ “毫无疑问，菲雷迪是英国、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领先的知识分子之一。”

★ 精准翻译，学者对学者，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吴万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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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2年前，弗兰克·菲雷迪的《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一书问世，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为书中超前的观点震撼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超前的观点得到了印证。

现在，菲雷迪认为有必要再次出发，探讨“恐惧”的命题。

在新书《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中，菲雷迪将过去的恐惧和现在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探讨在我们被训练得相信人类社会面临的危险和威胁是不可估量且失控的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惧又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的，以及谁在这种恐惧文化中受益。但最重要的是去伪存真，这种恐惧文化并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正如书中所说：“人类必须被定义为脆弱的生物吗？我们必须心怀恐惧吗？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已经走在了本能地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光明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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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毫无疑问，菲雷迪是英国、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领先的知识分子之一。

——《伦敦书评》

弗兰克·菲雷迪是人文领域内最有趣的思想家。

——《悉尼先驱晨报》

从国际上来说，肯特大学荣誉教授弗兰克·菲雷迪是最多产、最活跃的英国社会学家。

——《英国社会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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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他（弗兰克·菲雷迪）在英国《尖刺》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他相信，对恐惧运作方式的理解能够鼓励我们养成更加积极的态度，帮助我们走向较少恐惧的未来。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吴万伟

世界无时不在创造，但对于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创造力是否已经死亡？

本期《单读》从文学写作、历史叙事、生活方式，从个人到社会等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这个话题，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思，批判，创作，抵御着同质化的侵蚀。如《欧洲马赛克》探讨了个体在不同层面上（时代、性别、国家、生存）的自我反省，反映了人本身的“创造”和“再创造”；互联网的“叛逆者”杰伦·拉尼尔掀开这个行业的光鲜外衣，揭示个人利益是如何成为技术变革的牺牲品（《海妖服务器与我们的未来》）；在译者包慧怡眼中，当代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字犹如“鸟之轻，羽之轻”，而这些看似跃然纸上的轻，却是作者百般揣摩后的精确和坚定。这期依然有摄影、诗歌、小说，与读者分享一种异质的视角、语言和经验。

一场2020年的记忆争夺战，一部记录当下的现实书。

一系列社会与环境危机不断累积、爆发，让2020年的特殊性被一再凸显。从岁初到年末，《单读》向海内外的作者、合作伙伴以及读者发起广泛征文，收集世界各地关于这一年的记录。最终，来自18个国家、34位创作者的24组纪实作品被汇集于此。《单读25·争夺记忆》在结构上打破了过去按照文体分类的方式，以“世界—自我—附近”三组关键词作线索，让诗歌成为另一条起承转合的线索；封面再做创新，以拼贴和重叠作为对纷乱记忆的表意；正书加别册的出版尝试，将是未来《单读》的新方向。

在闪烁其词和置若罔闻大行其道的如今，持续的记录与反思，是我们的回应。

《土摩托看世界》主要内容包括格瓦拉的阿根廷、谁的非洲、天堂的衰落——莫尔斯比港、热带雨林拯救站、非洲的珍珠——乌干达、坦桑尼亚的伊甸园、非洲的象征——乞力马扎罗、到尼泊尔去、尼泊尔的农村等。

《理性乐观派》作者全新著作

一部万物进化历史，涵盖了这些主题

为什么一夫一妻制会取代其他婚姻制度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没有任何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原始群落中，人们也会遵循基本的道德准则？

为什么科学概念会从私人事业中崛起？为什么鼓励创新却从来带不来创新？

为什么重农主义要让步于重商主义？计划经济不能战胜市场经济？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成功，而很多国家的改革却陷入了停滞？

为什么嫁接他国的政治制度往往会给传统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为什么区块链技术会带来爆发式的金融革命，其他的制度设计却不能？

为什么美联储的调控反而会造成金融危机？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其实没有政府？

为什么负债对你不好，以及为什么我们通常所说的“效率”根本缺乏就是效率？

为什么政府和社会政策保护强者，却伤害弱者？

为什么你应该在还没入职之前，就应该写好辞职信？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为什么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就像人的骨头承受压力和紧张会变得更加强壮，谣言或暴乱在有人试图压制它们时会变本加厉一样，生命中的许多事物也会受益于压力、混乱、波动和不确定。

畅销书《黑天鹅》告诉我们，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和无法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在世界上几乎每一种事物的身上都会发生。在《反脆弱》一书中，塔勒布告诉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的生存法则，他找到并定义了“反脆弱”类事物：每一个事物都会从波动中得到利益或蒙受损失，脆弱性是指因为波动和不确定而承受损失，反脆弱性则是指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从混乱和不确定中获利。

反脆弱类事物不只受益于混沌，也需要适时出现的压力与危机，如此才能维持生存与实现繁荣。作者还认为，不确定性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且建议我们培养反脆弱性的特质。反脆弱性超越强韧性或坚固性：强韧性只能够抵抗震动和维持原状；反脆弱性则会让事物变得越来越好。此外，反脆弱性还可以避免预测误差，并且保护事物不受负面“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这本书大谈试错法、人生的大小决定、政治、自治市、战争、个人理财、经济体系和医疗系统……风格独树一帜。《反脆弱》性是我们生活在不确定世界中的“导航仪”，也是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的终极自保指南。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

发表后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法国美第契散文奖（2013）、俄罗斯「大书奖」读者票选最佳文学作品（2014）、波兰卡普钦斯基报告文学奖（2015）

本书是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苏联解体已逾二十年，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也重新认识了俄罗斯。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的梦想已不再关乎梦想，不再像90年代他们的父辈，关心信仰。二十年来，人们看了崭新的俄罗斯，但她却早已不是任何人曾经梦想过的俄罗斯了。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再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采访了生长于理想之下的俄罗斯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国家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的生活细节，所感所想。德国媒体盛赞该书撷取的是最为细小的马赛克，却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后苏联时代图景。“一部20世纪后半叶的微观俄国史，笔力直抵普京时代。”